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眭依凡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民盟、民进、教育界委员的联组会上强调：要完善学校管理体系，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不断提升依法治教和管理水平。

我们正处在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时期，由于高等教育具有龙头地位，而一流大学又肩负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并藉此引领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继而提升国际竞争力以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的强烈使命责任。故此，一流大学能否率先完善管理体系及提升依法办学治校的水平，不仅关系到教育强国建设的成效，而且直接关系到大学内部治理现代化能否实现。若以与时俱进之高标准审视已历经十年之久的大学治理现代化探索实践，一个尚有根本解决的关键问题即大学现代制度的建设与完善。高度成熟的社会组织及其成员的行动皆受制于制度理性即对制度价值意义的认识，制度理性通过决定组织及其成员行动的目的、目标以及采取基于目的、目标实现的行动，从而决定社会组织及其成员行动的效能。更何况任何社会组织的治理现代化，本身就是关涉组织结构及其权力结构设计之基本制度和运行机制安排之工作制度的问题。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现代化行动亦然，首先必须认识到缺乏制度建设和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现代化将失去体制机制的保障，任何旨在提升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竞争力的行动，尤其是涉及治理改革的复杂行动都可能因此会导致诸多的不确定性。

关于制度的重要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一流大学的内部治理及其治理现代化行动亦然，必须在科学制度体系及由其形成的制度理性下进行，此即制度之于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现代化的底层逻辑亦即极端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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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14日